北大荒风风雨雨五十年(十)上个世纪家庭成份有多么重要

　　在上世纪五六七八十年代，个人档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学校到工作单位，再到入团入党，每一个人都会填写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最终会被装进一个坚硬的牛皮纸袋里，这是所谓的个人档案。不同身份的人，档案也由不同的部门保管：工人由劳动部门管理，干部则由组织部门管理。而在这些个人档案中，最重要的字眼莫过于“家庭出身”，这个词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社会中，对于一个人的未来和命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解放初期的土改时期，父母所属的成分成为关键。农村的家庭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城市则区分为：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工人、贫民，除此以外还有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等。

　　在以及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家庭出身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因素，甚至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出身贫农、雇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的家庭背景，往往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加入团组织、党组织，进入好单位，或者从事科研、当兵等。而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或家庭的子女则通常只能从事艰苦、危险、低下的工作，并且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负。

　　在我从小学到中学的过程中，我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一直都非常好。记得在我刚上初一时，就向学校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团组织也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然而，团组织的工作人员却告诉我，由于我的家庭成分有些问题，虽然我填写的是中农成分，但却有人反映我可能是地主出身。我告诉他们，能够最终靠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经过一番调查，确认了我的家庭出身没问题，最终我成功加入了共青团。若真是地主出身，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被批准的。期间，各级政府几乎停摆，群众的说法成为唯一的标准。在这段时间，有人又反映我的家成分问题，甚至把我父亲列为“地主”进行批斗，那时我绝对没办法辩解。直到文革后期，政府才恢复工作，并派专人再次调查，最后确认了我家在土改时期被划为中农。

　　在我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的那一年，家庭出身的好坏成了分配工作的决定性因素。那些家庭出身好、背景正直的同学通常被分配到修配厂、汽车队等好单位，而那些成分较差的同学则很难进入这些单位。这一现象显示出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毛主席曾说过，“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他的这番话体现了党的政策本意。然而，部分地方政府和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这一方向，导致了偏差。民间常说一句话：“经是一本好经，叫歪嘴和尚念走样了。”

　　在我身边，有一个人一直拿我家成分的事情说事，他和我同在一个学校读书，还是一个村的，从我们原籍移民一起到了北大荒农场。这个人心胸狭隘，嫉妒心很强，如果看见其他人比他优秀，尤其是同村的人，他会暗中使绊子，甚至捏造事实去向领导反映不实情况。他的父辈在文革期间非常活跃，依靠自己良好的家庭出身热情参加整人工作。然而，后，他家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事件，直系亲属患病，父亲得了绝症早早离世，这似乎印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

　　为什么他一直纠缠我家成分的问题呢？原因主要在于我祖父和曾祖父曾是名声显赫的大家族人物，家族背景在周围比较有名。上世纪二十年代，我祖父曾在山东省参与治理黄河的工作，长期奔波在黄河堤沿线，负责检查水情和堤坝维修，防止水灾。在我父亲的记忆中，祖父的薪水从来不带回家，而是捐给了贫困的百姓，担心自己儿子过得太富裕后会学坏（当时大烟盛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祖父早早地将家产分给了四个儿子，每个人分得一份土地和家业，从此各自过上了农耕生活。可惜，父亲在分家后经营不善，年年入不敷出，甚至不得不卖掉房子和耕地，家境一度困难。1947年，山东解放，开始做土地改革，根据当时家庭的房产、耕地、生产工具等情况，我家被划为中农成分。虽然我的大伯被划为富农，但我祖父和父亲的早期分家做法，使得我家免于被划为地主。也许，正是祖父对家族后代的教育和分配的远见，才为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工作后，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加入党组织时，政审变得更严格，要求审核家庭出身以及父辈、祖辈的背景，甚至直系亲属的政治面貌。我如实填写了所有表格，并向党组织提交了相关材料。

　　1979年1月11日，中央出台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搞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取消了农村土地改革时期划定的家庭成分，所有农民的成分统一填写为“农民”，结束了困扰多年的家庭成分问题。现在的档案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农民由民政部门管理，工人由劳动局管理，干部则由人事局管理，现如今人事局和劳动局已合并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