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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5-03-28 16:02:54 来源：新闻中心
在日寇的铁蹄还没有踏入佳木斯的时候，老百姓已经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之中。这时正是深秋季节，西风落叶，噩耗频传，更给人一种特有的凄凉之感。人们悲愤交加，切齿痛恨侵略者的暴行，反抗情绪愈来愈烈。我们这些敏感的青年学生更是忧心如焚。老师们有心救国，但苦于没有对策，想要奔走呼号，又不知县政府当局是什么态度，不敢贸然行事。
就在师生们迫切想要行动的时候，在秋风猎猎的一天，佳木斯这个镇子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上百人的朝鲜族群众，其中也有些是汉族人。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又舞又跳，高喊反对日本侵略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其实，跳舞仅仅是为了吸引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看来，他们是很有组织的，队伍鱼贯而行秩序井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汤原县委组织的化妆宣传队。这支队伍在佳木斯大街上的反日宣传行动，并未引起桦川县黄衣警察的干预，当局似乎默认了这一正义的行动。
汤原县这支队伍的宣传活动，引起了桦川县中学师生们的极大注意，同时也为他们树立了行动的榜样。唐瑶圃、张耕野老师率先领着学生上街，反对日本国主义对我东北的侵略，向群众宣传，国难当头，要团结起来拼命抗争。校长卢国士以及教师刘哲夫、陈寓文等，也都极力支持。
队伍出发前，也曾考虑遇到当局干预时的对策。但是有了汤原来的那支队伍的先例，同时也估计到县政府的官员们也许不会不顾大义、倒行逆施的，况且他们这时也摸不清上方的动向，何去何从，自顾尚且无暇，能奈我何？
桦川中学师生一行二百余人，互相鼓励，打着旗子，在唐、张二位老师的带领下，情绪激昂，秩序井然地跨出了学校的大门，一路高呼抗日口号，在大街上行进。队伍经过戒备森严的县政府大院门前，口号声更加激昂有力。那些警卫们只是惊疑而紧张地远远看着的队伍，看不出有干预学生们行动的意图。过了这一关我们的胆气就更壮了。队伍整齐地行进在商业繁华的主街上，沿途不断有人参加进来，的队伍也逐步扩大。在从西门里到东门外的途中，队伍已经扩大到四、五百人，后来参加的人慢慢地多，队伍浩浩荡荡，到底有多少人，就数不清了，两旁围观的更是人山人海。许多人跟我们大家一起喊口号，其气势之雄壮，情绪之热烈，使我激动万分。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是决不愿当亡国奴的，正义的行动一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我在这的胜利中受到了教育，这一点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斗争的靠山，同时人民群众也激励着我们投身于抗日活动的大潮中去。
我们成功地开展了反日宣传的第一个行动之后，大家感到无比兴奋，但当时总觉得我们远远没有尽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还要做什么？师生们都在思考着。
1931年进入了冬季，我们听说日军正向齐齐哈尔进犯，听到了马占山嫩江桥抗战的消息。这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振奋不已。
我们的老师唐瑶圃极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他在努力把我们这些爱国青年引导到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去。就在我们思索着该做什么的时候，唐瑶画老师提议：我们演剧募捐，支援马占山！于是他亲自组织、导演，借县城的京剧戏园子，进行募捐演出。我们是以话剧形式演的《红楼梦》片断黛玉葬花和刘姥姥进大观园。唐老师还以女腔在幕后代前台演员唱了葬花词。尽管师观园。唐老师还以女腔在幕后代前台演员唱了葬花词。尽管师生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由于都是门外汉，演的水平不高，加上在这偏僻的小镇，话剧远不如京剧那么叫座，故而观众不多，募捐有限。但是师生们一颗颗真挚的救国之心集于台上，这一点当无愧于三江父老和江桥抗战的英勇志士了。
后来，马占山江桥战败的消息传来，给了我们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打击。原来我们寄希望于江桥抗战的胜利，借此教训教训日本侵略者，让他们了解，中国人民不是好欺侮的。可是事不随人愿，马占山失败了，我们的希望也仅仅是一种希望了。
但是，我们的老师唐瑶圃、张耕野却并未因为江桥抗战的失败而灰心。他们继续鼓舞我们立志抗日救国。他们讲木兰从军,讲马革裹尸，讲岳飞、文天祥，直讲到洪杨革命和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这些，都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鼓舞了我们的抗日救亡之志。
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开始向松花江下游进攻。护路军司令丁超投降了；依兰镇守使、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顶不住了，后来率队伍东遁苏联。他率领东逃的队伍路过桦川县城佳木斯时，还让学生们列队欢送。在那马蹄扬尘的街道上，川县城佳木斯时，还让学生们列队欢送。在那马蹄扬尘的街道上，是一片昏沉的景象，李杜一言不发，肥大的身躯骑在高头大马上仓惶地奔驰过去。那时我们难过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抗战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真是有点茫然了。
祸不单行，桦川中学因为经费无着而停学了。教师们各奔他乡，我们一些乡间的学生只好各回自己的家乡去。我回到东火龙沟家中，当了半拉子种地的农民，锄田暴龙，初步尝到了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甘苦。
鬼子来了，人心不服，抗日队伍蜂涌而起。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迷信团体的队伍拉起来了；九江、八河、占山好、草上飞、五龙、窜地龙等等绿林性质的反日绺子也拉起来了；那些家有钢枪武器的地主，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也组织了自卫队伍。这些队伍虽称抗日，但都各自占山为王，各图己利，不讲团结。尤其他们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是一时的冲动，没明确的抗日救国主张和长远打算，而且组织松散，纪律很差，战斗力不强。不过他们号称抗日，还符合老百姓的心愿，所以老百姓还是对他们表示欢迎，每到一处，当地的群众总是热情招待。当然，这种欢迎也含有畏惧的成分，老百姓对跃马挎枪的人是不敢得罪的；对他们的抢掠奸淫，则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内心还是想让他们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好好地走下去。
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由于这些自发起来的各种抗日队伍的先天不足，素质很差，到处虏掠，多不改其匪性，民不堪其扰，失去民众基础，故在日伪军的追剿下，很快就溃散了。不过，红枪会之进攻佳木斯，黄枪会在马家大桥与日伪军的殊死搏斗，他们那种为保家卫国而与敌人拚命撕杀的英勇行动，仍然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可资回念的形象。
1932年真是风雨飘摇的大动荡的一年。从日寇侵占佳木斯，到各种抗日队伍风起云涌，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短暂的较量，即节节败退，直至纷纷瓦解、溃散，其保卫民族生存之志，诚可嘉许，但也给人们留下了血的教训：要抗日，这样的乌合之众不行，必须另觅他途。
也就在1932年这一年，以唐瑶圃为首的中国党员，在佳木斯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唐瑶圃与他的亲密战友张耕野、董仙桥的领导下，秘密的抗日救国活动在佳木斯一带应运而生。第二年，他们走家串户，动员原桦川中学的学生回校读书。学生们初有疑虑。他们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一来，把烟馆、各种赌场……等等都开设起来，并且强制推行殖民地教育，强迫学日语，日本书籍到处泛滥。他们都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也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唐瑶圃、张耕野、董仙桥他们不辞辛苦，从读书救国入手，巧妙、机智地宣传的抗日救国思想。他们的工作终于使学生们的心中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看到了胜利之光。于是，大多数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我也从中学的二年级生直接插入桦川中学新增开的佳木斯师范班。
我看到当时党的策略，就是接受了自发抗日斗争失败的教训，由公开转入秘密的发动群众工作，准备发动有组织的抗日斗争。教育学生，并通过他们去宣传群众，坚定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念，进而发展到武装抗日。学生们也在暗地里说：日本话不用学，三年就会用不着。意思是别看日本帝国主义如何耀武扬威，中国人一定能把它打败，所谓兔子尾巴﹣﹣长不了，以此来互相鼓励，提高信心，并决心以身许国，誓死不渝。
我们跟着革命的老师们，学到了不少革命的启蒙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活动的本领和斗争艺术。董仙桥老师在课堂上以讲学术为名，向我们介绍苏俄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苏俄革命的情况，使有志于革命的贫苦学生心驰神往。这就是怎么回事桦川中学有很多学生后来参加东北抗联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有了革命的理论，才会有革命的行动。
从1933年以后（此时，唐瑶圃老师已经转到依兰中学去了）,佳木斯周围各县的党组织又领导了多次反日暴动。这些暴动，震撼了佳木斯的日伪统治，对我们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时，党的组织和群众的反日组织如反日救国会、农民反日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已经遍及城乡。在佳木斯，当时地下党的组织有两个支部，一个在城内，由张耕野任书记，一个在西门外，由董仙桥任书记。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是在下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
1934年，我参加了在张耕野家里组织的读书会。读书会以阅读进步文艺作品为主，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以及苏联小说《铁的奔流》等等，从中汲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由于唐瑶圃、张耕野等员的教育，也由于革命实践的锻炼，我对于中国的纲领、主张有了不断深入的了解，立志革命的思想也不断在成熟。1935年的2月间的一天，唐瑶圃老师派一个人来到张耕野家，并把我也找了去。张耕野老师对我说：这是从依兰来的高禹民，他想找你谈谈。于是又把我介绍给高禹民。他住在一个姓周的家里，这位姓周的也是我的同学，他也参加了我们的秘密反日活动。高禹民和我说了几句话之后，说：我们到外面走一走好吗？于是我跟着他走到正房的东头，这是一栋破烂不堪的房子，我俩装作看房子的样子，以不引起过路人的注意。高禹民先向我询问了我们近期来的活动，询问了读书会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稍停，高禹民严肃而庄重地问我：你愿意参加吗？自九一八事变后，我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亲眼看到群众自发抗日斗争的溃败，我也亲眼看到唐瑶圃、张耕野、董仙桥等老师们为抗日而奔走的情景。我当时虽然并不知他们是员，但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我当然希望成为象唐瑶圃老师他们那样的人。高禹民的到来，他同我的谈话，证实了我藏在心中已久的想法：唐瑶圃、张耕野、董仙桥这几位老师是！想到这里，我的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庄重、低声但有力地回答高禹民的问话：我愿意加入中国，高禹民接着说：加入党组织要求是很严的，要服从纪律，严守秘密，绝对服从组织，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甚至叫你去牺牲，你能做到吗？我又一次严肃向他庄重地回答：我一定能做到。高禹民满意地点点头。第二天，高禹民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高禹民就是当时的下江特委的干部。直到1936年2月，高禹民再次来到佳木斯时，正式通知我说：你的入党要求已经被批准了，你现在是一名中国的正式党员了。
由于党在农村的革命活动扎下了根，在佳木斯周围各县，如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等县，都相继建立了县委。在桦川县委的领导下，在县城佳木斯西部，建立了通区（黑通），岗区（大赉岗）、火区（火龙沟）等区委组织；在佳木斯之东富锦县的西部建立了集贤、沙岗等几个区委组织。至于松花江以北的汤原县各区，大部分都建立了区委。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村广泛地建立起了抗日救国会（是半公开的农村政权组织）、妇女抗救会、少年先锋队、青年游击连、肃反队（又称打狗队）等群众抗日组织和武装队伍，汤原县则建立了正式的反日游击队。党领导的这些初级抗日武装的产生，对佳木斯的日伪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对于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也是非常有利的。
在1934年﹣-1935年间，绝大多数都是敌占城市，我据乡村。敌人进入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群众称之为红地盘)都小心翼翼，试探前进。由于农村党和群众工作的活跃，特别是在党领导之下的农村抗日武装的崛起，急需党的组织给以领导和支持。在汤原游击队建立并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六军的过程中，佳木斯的党组织为这支部队在购买武器弹药方面；在解决做军装所需布匹方面；在供伤员医药方面；在为部队传递情报、文件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自觉地承担大量任务。执行这些任务是很危险的。因为自1936年以后，日伪统治者就在下江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实行经济封锁，抓到为抗联办事的人，就施以酷刑或者处死。这就要靠机智，靠勇敢，到各方面找可靠的关系，巧妙地购买游击队所需物资，然后再万无一失地送到游击队手中。这些不拿枪的地下工作者，在日伪严密统治的城镇里，为支援游击队而工作，是非常勇敢的。为了救国，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密切、有力地配合，游击队的活动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有一次，汤原游击队派人来说，游击队需要一批药品。大量购买是不行的，那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少了又无济于事。为了能长期解决队伍的药品供应，我们就从学生中选拔一名出身贫苦的员，以贫困为由，中途辍学，到同学魏喜才家开办的中西医院当学徒。这位同志的名字叫温庆和。后来他三年满徒，组织上把他派到大赉岗，自己办起了一家小医院。游击队经常秘密到：他这里来取一些药品。他的小医院实际上成了游击队的医药供应站，为游击队的建设作了重要贡献。
至于给游击队买纸张，都是由参加革命的学生们去完成的。买多了怕人盘问，所以事前均须编好应付敌人的一套理由，以免露出破绽。为游击队买子弹更是一件危险的差事，需要找胆大心细的同志找可靠的关系，且多是经第三者间接交易，找好取货地点，迅速运走。否则，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那时敌伪统治森严，特务如毛，还有狗腿子一类的奸细，他们经常利用监视、盘查、盯梢的办法来对付他们都以为可疑的人。记得是1936年的夏天，中西医院的温庆和在写字时无意写了中国二字，被日伪特务发现，立即被抓到佳木斯警察厅，与他有联系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为避免损失，立即转移到乡间的游击队中隐蔽起来。被捕的温庆和被敌人残酷刑讯一个多星期，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打得皮开肉绽。温庆和同志宁死不屈，没有暴露秘密。敌人抓不到把柄，温庆和被取保释放，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在1938年三·一五事件后，据说温庆和逃出虎口，去了北平，后来下落不明。
佳木斯的地下党组织不仅为游击队置办各种军用物资，也曾经秘密收治重伤员。一次，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肛门受伤。党支部书记董仙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极大的危险把黄成植同志接到自己家中治疗。当时的董家是佳木斯西门外的富户，董仙桥又有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敌人较少注意。但就是这样，有时也遭到日本宪兵队的突然搜查。就在黄成植同志来董家养伤不久，日本宪兵队突然来到了董仙桥家。所幸他们早有应急准备，董仙桥的家人听到敌人搜查的消息，立即把他藏到了院中的一个小房子里，并给黄成植戴上假发，装扮成病重的女人。他见日本兵一进屋，就装出女人声调哼哼呀呀的叫唤。日本兵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病人，屋内阴暗，气味又不好，捂着鼻子扫兴而去。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佳木斯的党组织为抗日联军输送了不少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都是部队的重要政治干部，许多人为抗日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我的记忆而言，1936年春，将张金声送到抗联第五军，任连指导员。他到部队后改名宫尚贤，后来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35年从佳木斯转到依兰师范学校的白长岭，于1938年参加抗联第三军，改名为赵敬夫，后来担任了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在德都县朝阳山战斗中，为保护路军第三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在德都县朝阳山战斗中，为保护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李兆麟化名）而英勇牺牲。著名的八女投江八烈士之一、指导员冷云（原名郑志民）也是佳木斯党组织输送出去的干部。她于1937年加入抗联第五军部队，在妇女团任指导员。1938年夏，抗联五军西征部队在林口县乌斯浑河与牡丹江汇流近处受到敌人阻击。冷云同志指挥战士们英勇杀敌，打尽了所有的子弹，最后带领七名女战士投入到波涛翻滚的乌斯浑河，被惊涛骇浪卷入牡丹江，壮烈殉国。这就是东北抗联战士视死如归的八女投江的壮举。
唐瑶圃同志转到依兰县之后，曾任依兰县委书记，后到吉东省委任秘书长，随五军部队转战于牡丹江地区，后来也在作战中牺牲。唐瑶圃同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那瘦高的身材，文雅的风度，丰富的学识，坚定的毅力，以诚待人的精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还在我的心目中萦回，这位谔谔之士实在是令人钦敬。
我的另一位老师、革命的引路人张耕野在1938年三一五事件时，安排妻子金淑英、妹妹张宗兰回双城老家，他只身逃出佳木斯，在集贤县夹信子一带找到了抗联第三军第四师部队。当时师政委金策将他留在师政治部工作。不幸，1938年10月，三军四师在依兰县黑背子附近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张耕野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张耕野同志为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他的发妻和胞妹在返双城路经哈尔滨时被敌人逮捕，双双罹难。张耕野同志为民族为国家抛家弃业，一心为公、一心为党和艰苦朴素的崇高形象始终是我们的楷模。
1936年冬，因为佳木斯党的组织扩大，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成立佳木斯市委。市委成立之后，除接着来进行支援游击队的各项工作之外，根据真实的情况，又大力开展在伪军士兵中的工作。张耕野就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先派马克正同志打入梧桐河金矿工作，后又派陈芳钧同志到梧桐河金矿当矿警。马克正、陈芳钧二人在矿警中进行秘密抗日宣传。经过周密的准备，根据佳木斯市委的决定，在马克正、陈芳钧的领导下，梧桐河金矿工人和矿警一百四十余人于1937年6月下旬举行起义成功。之后，起义队伍被编为抗联第六军第四师二十九团，景永安（一位工人出身的干部）担任团长，陈芳钧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我曾有梧桐河起义诗一首以记其事：
通过佳木斯党组织输送到抗联部队而后来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为拯救民众于倒悬而英勇斗争的豪迈气概，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他们是佳木斯知识分子的骄傲，他们为佳木斯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形象。
1937年秋，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我任佳木斯市委书记，并要求我开一间小铺子（即小商店）以掩护市委机关。但由于资金和租赁房子等方面的困难，没有办成。当时我虽然主持市委工作，但还是依靠董仙桥、张耕野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1938年3月15日，日伪统治者在下江地区实行大搜捕，疯狂破坏我城乡地下党组织。这就是日伪制造的三·一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日伪统治者确实逮捕了许多人，但大多并不是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当时由于游击队的活动，由于各种群众组织的活跃，日伪统治者如坐针毡，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因此在三·一五大逮捕中捉了许多的可疑分子，其实佳木斯市委除原领导人董仙桥被捕外，市委其他领导人均已及时离开了佳木斯，而且大部分都到了抗联部队。所以敌人事后大肆宣传说佳木斯地下党被一网打尽，纯属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佳木斯地下党组织自1932年至1938年的六年间，发动和领导佳木斯市及附近的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为游击队的建立，为抗联部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她在桦川﹣﹣佳木斯这块大地上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是会发芽、开花、结果的。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白长岭的老伴在悦来镇敬夫村居住，后被陈雷接哈尔滨居住，陈雷有一张白长岭的照片放哈尔滨烈士纪念馆了。
